李某是国家某部委的副司级干部，敬业干练，能力很强。她的丈夫王某过去在国家某部委杂志社做副编审，三年前辞职后到某国驻京代表处任项目经理。就是这样两个人，却走上了泄露国家秘密的人生歧途。

　　2000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王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。而王某向境外非法提供的秘密文件，全部来自于他的妻子李某。王某曾交待说："我到某外企公司后，主要有三项任务：一是负责公司内所有涉及中文编辑业务的终审核对工作；二是充分利用我过去的社交关系网尽量收集对公司有用的经济信息；三是做好公司各种资料的整理与管理工作。由于我忙于编纂公司的法规，无暇顾及后两项分派给我的任务，因而遭致老板的强烈不满，威胁说如果不尽快收集到经济信息，就不考虑与我签订正式合同。我压力很大，所以决定寻找时机摆脱窘境。王某知道过去李某经常带文件回家，并且凡是李某可以看的文件他都能看，凡是李某知道的信息他也都可以知道。夫妻二人如此"信息共享"多年了，他知道只要自己需要有关信息，他的妻子一定不会拒绝。不出王某所料，很快李某就将机关的文件带回了家。王某像往常一样随意翻阅，并将文件带到了他所在的外企公司。王某怕被人查出来，就特别将每份原件的首页复印后，用修改液将印有某部委的有关字样涂掉，重新复印一张，并将原首页的复印纸都撕碎后扔到垃圾桶中。最后将经过处理的十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板，立刻受到了老板的赞扬与肯定，并明确表示今后仍要用此方法替公司获得有用的经济信息。明知复印红头文件是不正当的，却掩耳盗铃般将红头文件用修改液进行处理，且一次就复印文件达十份之多，这哪里像一个曾受党教育多年的人，连普通老百姓应有的国家意识都没有了。

　　正像王某自己说的，进入外企后，由昔日努力为国家做贡献，变成今天替资本家打工卖命。按照老板的指示，他开始点着名地要李某帮他找文件，而李某为了自己丈夫的前途，为了让丈夫的薪水再攀新高，她尽心尽力，有求必应。李某曾交待说："王进入外资公司后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份已变，还像他在某部委我们共同进行政策研究一样，信息共享。每当我将文件拿回家去看，王就提出有几份要拿去看看。"不排除有因工作需要，带文件回家的情况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是王要什么，李就想方设法帮他找来，甚至不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文件，她也跑到档案室借出复印后给王。一次两次无数次，李随意将文件带回家，而王某转手就将这些文件提供给了外企公司，有的竟传真至境外。

　　案发后，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王的办公室进行搜查，发现机密级文件复印件六份，秘密级文件复印件二份。李某曾反思说："自己作为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干部，领导对自己十分信任，而我却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，将国家大量极其重要的信息和文件泄露出去，触犯了国家法律。我长期以来，放松了对自己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改造，法制观念淡薄，保密意识差。每当王找我要文件的时候，不加思索地就给他，以至造成今天不可挽回的后果。"

　　讲金钱不讲政治，讲享受不讲奉献，讲关系不讲敌情，忽视世界观的改造，被金钱和物质所迷惑，这正是席世国等人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。面对利诱，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掂量过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的严重后果，但是，熏心的利欲最终还是驱使他紧紧咬上情报机构放下的钓饵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保密与窃密斗争永远不会停止，相反，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，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，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变得越来越激烈，对重点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变得更加重要。 《保密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不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国家秘密。

　　第三十二条规定：为境外的机构、组织、人员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，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　　《党政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的规定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保密监督，模范遵守保密纪律、法规，不擅自或指使他人复制、摘抄、销毁或私自留存带有秘密的文件、资料。确因工作需要复印的，复印件应按同等密级文件管理。
　　第三条第七款规定：不准与亲友和无关人员谈论党和国家秘密，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和配偶、子女。
　　《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、国家保密局关于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：复制秘密载体，应当履行登记手续；复制件应当加盖复制机关、单位的戳记，并视同原件管理。
　　《国家安全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：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的，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，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。
　　《刑法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：为境外的机构、组织、人员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